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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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5月4日，庐隐多和拜记生于福建闽侯县。庐隐降生的当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因此认定她是一颗灾星，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三岁时因为得了极重的热病，被奶妈带到乡下抚养并很快痊愈。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六岁），父亲在长沙去世，母亲带着她来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庐隐九岁，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信仰基督教。她在那里时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并在美国人朱太太的引导下皈依了宗教。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庐隐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并在她的拼命用功下考上了高小，不久之后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走上了求学之路。
1912年，庐隐考入女子师范学校，时年十三岁，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
到了三年级，她的兴趣一天天趋向文学，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
1916年，庐隐中学毕业，因当时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所以暂时不能继续升学。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她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但她对于家事园艺一窍不通，因此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
1917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祖微，前往安庆任教。半年后，觉得在安庆的生活无趣，庐隐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任开封女子师范教员，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备受排挤的她熬到了暑假，返回北京。
1919年秋，庐隐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在学校，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润虹耻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庐隐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
少女时期，庐隐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处于叛逆期的庐隐被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一腔愤懑，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大学期间，受“五四”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庐隐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担心婚后的平凡生活将记拔格毁了她的一生，庐隐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1923年夏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婚后庐隐发现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庐隐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
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
1925年，郭梦良因肠胃病一病而逝。庐隐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无法忍受婆婆的恶毒，庐隐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
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
1930年秋，两人结婚。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
后回到杭州，寄和讲巩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离您挨道浆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戏担白章，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
1934年5月，庐隐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庐隐受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作品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提倡人道主义的"善"和"同情"。前期主要以“社会问题小说”为主，这一时期代表作品：《两个小学生》、《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么？》等
《一个著作家》写金钱势力下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两个小学生》写北京某公立小学的两个学生参加请愿，结果，请愿队伍遭到军警镇压。《一封信》写农村高利贷盘剥，农民卖女偿债，被虐待致死。而《灵魂可以卖吗?》通过15岁进厂的纱厂女工荷姑的自述，揭示了人成为机器的附庸这样的现象。"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象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他们也象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黧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的"。
五四运动后真正显出庐隐创作的个性：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这一时期作品主要以“心理问题”小说为主，代表作为1921年后庐隐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为蓝本，写出短篇《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以及中篇《海滨故人》等。
独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的人生困惑和人生悲剧。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旧时代的磨难和新时代的洗礼，能诗善词，琴棋书画、善良美丽又多愁善感，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意味（尘梦、沁珠、鹭沙），走过了"五四"高潮时期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对爱情的渴望，几年后的人生很不如意。生活、家庭、爱情乏味。作者苦苦探索女性的人生道路--《何处是归程？》答案是没有归程--痛苦与虚无。身为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女性的人生是悲剧性的。
庐隐的抒情性叙述不事雕饰，激切直露，同时也嫌单调，少含蓄。叹句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相对削弱了小说语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记、书信，重视哀切动人的环境气氛烘托，甚于对人物性格的刻镂，结构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离开了产生的历史环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庐隐比任何别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质，她的小说是纯"五四"式的。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虽然这几篇（指《海滨故人》集内前七个短篇--编者按）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论庐隐》）
“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
“在那群老同学中，她是比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冯沅君：《忆庐隐》）
“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石评梅：《给庐隐》）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邵洵美：《庐隐的故事》）
“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谢冰莹：《黄庐隐》）
“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陆晶清：《浅谈庐隐及其作品》）
而庐隐自己则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
